长川坝忆记

从老杭海公路往西拐进那条窄道，就到了秦山镇上人口中的长川坝。坝头早已没有了，只留下这个名字，在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待着，在老人嘴边挂着，不经意地提起。

长川坝这名字，叫了许多年。老人说，明时在这里筑过一道水坝，拦着澉长河与白洋河，坝身长长地横在那里，就叫了这个名。后来乡镇建制改了又改，撤了乡设了镇，镇上人却一时改不脱口，走在街上仍说“长川坝”。一个新名字和一个旧名字，就这么混着叫了许多年，倒也不打架，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。

老杭海公路是依着老海塘修的，窄窄的，弯弯曲曲地绕过来。从公路岔口往东，便进了老街。读书那会街面是石板铺的，年月久了，磨得光润，雨天走上去，泛着青灰的亮，如果已经铺上了水泥路。记忆中两边的屋子挨得近，屋檐几乎碰着屋檐，抬头只看见一线天。粉墙斑驳了，露出底下的青砖，墙头上长了瓦松，一簇一簇的，风来了就动。

秦山挡在镇子东边，不高，却实实在在地隔开了海。海在山的另一边，看不见也摸不着，只在起风的时候，能闻到一丝咸湿的气味翻过山来。镇上的人说“靠海”，其实是靠着一座山，山那边才是海。渔民要从山脚下的路绕过去，才能到杨柳山那边的停靠点。从前运气好的时候，能碰到他们挑着海篓倒回来——各种小杂鱼小虾蟹，混在一起，本地话叫“海篓倒”，鲜得很。现在想吃到这种美食得凭运气了！

沿着石板路往西走，经过几排老屋，就到了秦山中学。我在这里读了三年初中，每一天都记得。

校门不大，两扇铁栅栏，上体育课的时候大家从门缝里挤出去买冰棍，被门卫老头追着喊。操场上铺着煤渣跑道，晴天跑起来灰尘扑扑的，雨天踩上去一脚泥。围墙边种着几棵歪脖子香樟，夏天撑着大片的树荫，体育课解散了，男生们就钻到树底下，你推我搡地说笑。操场边一排水龙头，下了体育课大家挤在那里洗脸，水花溅得到处都是。教室都是平房，日光灯管蒙着一层灰，冬天窗户漏风，坐在后排要缩着脖子。黑板上粉笔字写得快些，粉笔灰就洋洋洒洒地落下来，前排同学头发上白了一层。

那时候同学都是整个秦山镇的，有很多人彼此熟悉得不能再熟悉。上课铃响了，大家哗啦哗啦地跑进教室；放学铃一响，又哗啦哗啦地涌出来，三三两两沿着老街走回去。一路上说着今天谁被老师点名了，明天哪门课要测验，一路说说笑笑，到家门口才散了。

长川坝中学创办于1969年，我们上学那会儿叫“秦山中学”。后来学校搬了新址，新校舍在秦山大道西面，离镇很远了，教学楼高高的，操场铺了塑胶跑道，宽敞气派。老校址空了下来，教室听说改成成人职高还是什么的，那几棵歪脖子香樟还站在原处，一天天地长。偶尔路过，还是会想起那些年——上课时传过的纸条，课间追着跑过的操场，下了晚自习摸黑走回家的路。那时候的日子好像很长，长到觉得三年永远不会过完；又好像很短，短到一回头，许多事情都模糊了。

老街不长，从头走到尾，要不了多少工夫。可老街的巷道却多，窄的、弯的、不知通到哪里的，岔来岔去。拐进一条，两旁是密密的人家，门檐低矮，门槛磨出了凹痕。这家种了一架丝瓜，藤蔓爬满了半边墙；那家窗台上摆着几盆葱，绿茵茵的。老人们搬了小凳坐在门口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，说的多是本地土话，外来的人听不大懂。

前头街角有间糕点店，做的是尺糕。尺糕不大，方方正正，雪白的糕皮裹着豆沙馅，蒸出来软糯香甜。店主是个中年女人，以前当过幼师，退了休又拾起小时候的手艺，专门学了做糕点的本事，把铺子开回了老街。问她为什么不去热闹地方开店，她笑笑说：“我就是这里人，小时候跟着奶奶赶集，吃的就是这种尺糕。那个味道，一直忘不了。”她做的尺糕不甜腻，咬一口，能吃到很淡很淡的米香。

傍晚时候，天色暗得早。街灯亮了，黄黄的，映着石板路，映着行人的脸。风从秦山那边吹过来，翻过山头，带着草木的气味，凉丝丝的。有人家的烟囱开始冒烟，烧晚饭了，饭菜的香气混在风里，沿着巷子走一圈，能猜出谁家炖了肉，谁家煎了鱼。

远处的秦山脚下的核电站亮着灯，庞然大物安安静静地立在山脚下，和老街隔着一片田地。核电站在秦山扎根多年了，成了这里的一部分。现代化的厂房和老街的老房子遥遥相望，一远一近，一新一旧，倒也不觉得别扭。

坝头的地名还在，坝本身已经没有了。从前筑坝的地方，如今盖了房子，修了路，看不出水坝的痕迹。只有澉长河还在那里流着，慢慢的，和从前一样。有时候走在街上，听老人说起“坝头”两个字，恍惚间觉得那座坝还立在那里，又高又长，把河水拦住。可回过神一看，什么也没有了。

这就是长川坝。山还在那里，河还在那里，老街还在那里。秦山中学搬走了，老校址空着，香樟树还在长。从前在坝头摆摊卖菜的人老了，他们的儿女去了县城或更远的地方。过年的时候，那些去了远方的年轻人会回来，沿着老街走一走，到老校门口站一站，然后说一句：这里一点都没变。

其实变了，只是变得慢，慢得让人看不出来。